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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抓捕毒贩

“抓住这些死狗人渣就打，放心打，往死了打。”

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本市的公安厅来学校招人，我报了名并被录取，参加了近一年的训练后，我被分配到了市公安局的禁毒大队。

开始参加工作时，我坚定的认为所有毒贩都是怀揣武器的亡命徒，他们贪酒好色，嗜赌成性，没有任何良知和道德，如果见了面，我不提前弄死他，他就会瞬间弄死我；我认为所有吸毒的都是同性恋、妓女、赌徒、骗子、贼，他们都身患艾滋病和乙肝之类的传染病，如果他们敢对我吐口水或者瞪眼，我会当场打地他们站不起来。直到新的执法规定下来之前，老同志们都这么教导我们新来的，“打死了就打死了，放心打，都是烂逼，总比人跑了或者伤了你强。”

2009年春，由市局为首开展的禁毒专项行动，重点打击的，就是已经在全市泛滥成灾的软毒品大麻。

大麻是一种一年生的草本植物，里面含有四氢大麻酚，简称THC，这是一种会引起幻觉和神经兴奋的物质，长期吸食会影响精神，对思维理解能力产生破坏。属于管制药品之一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毒品，私自保有、贩卖、吸食都是违法的。

最令大家头疼的是，大麻长期以来在本地难以禁绝，除了原材料容易获得、价格低廉等因素以外，一定程度上还和“民俗传统”有关。

本市位于西北边疆，因土地贫瘠，从清末民初，市区周边县城便开始大规模种植罂粟。根据史料记载，仅是民国初年，由于本地及其周边盛产鸦片，全省境内吸食大烟的烟民达70万人，占到当时全省居民总人口的2/5还多。但很多上了年纪的当地老人依旧从内心觉得，吸毒并不是什么稀罕事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本市周边县城和偏远地区就有人又开始偷偷地种植大麻，虽然公安机关打击严厉，但积重难返，又加上这里有许多穆斯林信徒，吸大麻对他们而言就像抽烟一样稀松平常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自己上初二的时候，母亲带我去某郊县参加结婚宴席，这是一场少数民族的婚宴。主菜结束，主人就将一些绿黄色小块堂而皇之地摆在餐桌上来招待宾客，宾客们将这些小块搓成粉末放在烟壶里或者卷进烟卷里，这些小块闻起来有很大的杂草味，卷好以后大家就点着抽了起来，就像抽烟一样，还笑称可以“提神醒脑，治疗头痛”。

直到我参加公安工作后才知道，少年时宴席上常见的小绿黄块，就是在全市、乃至全地区猖獗的毒品——大麻。

“这次行动的根本目的，就是断绝铲除本市有着近百年的吸毒传统，把扎根在民众心中的吸毒思想挖去，从根源上断绝这种陋习。”专项行动开始前，师父严肃地对我说。“尤其是对那些皮帽子（对少数民族的蔑称），这次一次把这些害虫清除干净。”

行动刚开始，刑侦经验丰富的师父便带队查出一条贩卖大麻的线索，第二天一早9点多就带着我们一起出去抓人了。仅仅过了2个小时，我们便将嫌疑人抓了回来，关进了拘押室。

师父把手里提的黑袋子扔在了桌上，把脚往桌上一翘，“去，把东西放到证据室去做个登记”师父吹了吹茶水，对我说“再去给他上个凳子，先让他坐个几小时。”“那需要给他垫垫吗，师父？”“垫个屁，先看看态度。”（师父的意思是让他坐拘禁椅，就是俗称的老虎凳，这种凳子没有凳板，中间全空，单搭一根很细的铁条，椅子每个关节处都有固定的防滑皮带。人坐在上面是半坐半蹲的姿势，全身所有部位都会被固定死，浑身的肌肉都得使劲。如果不使劲，上半身的重量就会压在那根很细的铁条上，那根竖铁条的位置刚好是在睾丸到肛门或者阴道口的位置，要是脱光了让坐还好，我们叫做“赐恩”，如果穿着衣服坐超过一天，衣服就和生殖器长到一起了。有时候为了加快犯人交代，我们还会把他们的腿扳直，在脚后跟垫砖头，一块一块隔着时间地垫，犯人全身的重量都会压倒膝盖上，膝盖的半月板会慢慢被自身的重量压弯然后掰断。在这个期间，我见过哭喊大叫的有，屎尿横流的也有，哀嚎求饶的也有，再硬的男人都会哭得鼻涕哈喇子一脸。在这把椅子上，死刑犯也得开口。）

师父给我的塑料袋不大，是我们从毒贩家里缴获的。里面满满当当装着3块形状规整、颜色发黄发绿的方块状固体，有点像石灰受潮后变硬的产物，和记忆中参加宴席时见到的小块一模一样。

证据室的同事称了下，每块2公斤，一共6公斤。“可以啊，才来就跟你师父上了这么肥的鱼，”同事看着我笑了笑，“小伙子很有前途啊。”6公斤大麻对于市级公安局来说，也是个能拿出手的大案了。至于那些上游的贩毒者手上会囤积多少，谁都不得而知。

我和师父出去吃午饭，师父喝了口酒，“等会你来试试？”我赶紧摇手，“我怎么敢，我还是记着就行了，我经验还太浅，跟您多学学。”师父点了点头又喝了一杯辣酒。大案的主审人是要记功的，如果主审人又是抓捕人，是要功上加功的，我怎么敢抢师父的功。

吃完饭以后，我们休休闲闲又喝了杯茶，就进了询问室。嫌犯也被带了进来，一个矮黑粗壮的中年男人。一进讯问室，便开始求饶：“警官，我究竟犯了甚事情了？这么兴师动众把我带到公安局？是不是我的车出事了？您看罚点款行不行……”一边说着一边在趁机活动身体。

“动你妈呢动！滚过来！”我大声呵斥了他一声，说着我就把他铐在了拘禁椅上。
师父开口了：“你叫程二吧，你有什么事，自己不知道吗？给你个机会，主动交代，待会我们问出来，可就不一样了。”

程二口音浓重，他的话我只听出个大概，但有一点很清楚，对于我们缴获的大麻，他只字不谈，只说自己名下有3辆拉煤的半挂大车，是不是车出事了，我们才把他抓到进来。

直到师父拿出那个塑料袋，程二才反应过来，脸上原本焦急的神色竟有些许缓和：“咳！警官，我以为是甚大事呢！原来就因为这个？！”

“你老实交代，买这么多大麻要干什么？”

“肯定要抽呀，我雇了司机从矿区往外运煤，我买上给司机们抽着玩。”后来的供述中，程二刚轻松很多：“警官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在咱这跑大车的司机抽大麻很正常啊！还有烫‘忽悠悠’的（安眠酮和黄麻素合成毒品的俗称，最泛滥时甚至在街边商店就能买到），吸了这种东西，就不会犯困了，跑大车有精神……这真算毒品？这东西在我老家村里，人人都抽，没听说算毒品啊……”程二刚还是一脸无辜的样子。

“你从什么地方购买的大麻？以多少钱买的？”师父打断他的话。

“从个老板K（对抽大麻的人的黑话称呼）手里买的。1块儿3万，我买了3块儿，那老板是个女的，看样子50多岁，人很好，还给我便宜了好多……”

在本市，大麻一克道上都要50元，而这玩意论个卖很便宜，3万元能买这么一大包，还能优惠，这是他娘的是贩毒还是卖菜？我心里禁不住琢磨。却听见师父在一旁幽幽地说：“你买贵了，现在大麻的市场价也就10块钱出头。”

事后师父才向我解释，大麻很容易种，甚至好多地方都有野生的，漫山遍野都是，也很容易做成这样的方块，基本没什么成本。

师父直切主题，“把你买货的地方和人交代一下，抓住他以后我们能给你减刑，卖家东西多的话还能给你免刑。”我不禁心里暗乐了一下，人刚从地狱出来，给他点希望，没有不招的。在审讯室里，兄弟义气狗屁不如，血脉亲情在严刑询问之下也会摧枯拉朽。这里只有答案，没有人性，人是自私的，为了自己活，什么脏事都能做的出来，还做的理直气壮。

程二确实受了不少苦，赶紧接话：“这老板K是个扫大街的环卫工，就在北京路建材城附近，我能认出她来。”

虽价格便宜，但制贩大麻同样涉嫌贩卖、制作毒品罪，吸食大麻也会面临治安处罚和戒毒措施。将程二的笔录做完后，我去大队内勤处找来检验毒品的尿检试剂片，又对他大喝了一声“老老实实尿，快点的。”

试剂片检测呈阴性，师父已经穿好装备，“去把你的东西都带上，我先带他下去。”我去装备室做了登记，带了一把手枪配了40发子弹。如果对方敢暴力反抗，我和师父当场就会把他打成筛子。我上了车，和程二坐在后座，师父打着了车，“表现的好的话，我们弄完以后你得交罚款才能走。”程二像小鸡啄米一样点着头，“您放心，警官，我一定配合您。”

然后他又开始承认起错误来，我们也没管，好多罪犯以为在车里给我们哭哭啼啼的能博取同情，获得宽大。并没卵用，我们之所以不让他闭嘴，是因为我们要用他抓其他毒贩，给他点希望，他更能配合我们。实际上，就算我们抓到了人，也跟他没关系，该罚钱的罚钱，该坐多久大牢的坐多久，该打头的打头。我当时心里暗骂一声，傻逼。

程二出生在邻市农村，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打工，考了驾驶证，给煤老板当拉煤车司机。长途车司机的辛苦自不必说，程二埋头苦干十几年，还患上了尘肺病，如今人到中年，才终于攒钱买了3辆半挂，带着6个司机，一年下来能挣个二十多万。

车开了一会，师父给我使了个眼色，我把程二的手机从证物袋里拿了出来递给程二，“给打电话，把人约出来拿货，越多越好。”

程二双手接过电话，低头前倾，显得对我很恭敬，甚至看起来有点虔诚。但电话打通以后，人立马入了戏，语气中一扫低三下四，充满了买家的不客气。他们简单说了几句后，就确定了交货时间和地点，挂了电话以后，程二又变回低眉顺眼的样子把手机递回给我，“警官，约好了，约到明天早上了。”他妈的把子，电话里称兄道弟的，电话一挂就把人给卖了，烂吸毒的。师父转过头来，“你别搞什么花样，人跑了你罪加一等。”“您放心放心，跑不了，我这次要了10万的货，她听着可高兴了，肯定来。”我和师父本来想今天去抓个人赃俱获，结果卖家那边只能明天才出货，不得已，我们又把程二带回了拘押室。

第二天，师父便带着我去抓捕那名涉嫌贩毒的环卫工，师父说我们早点去，应该人和货就在一起。我开车无聊，便向师父开玩笑：“您说那环卫女工是不是个绝命大毒枭，反侦察能力极强，得知程二被抓后，就化装逃匿了？据程二供述，这女人还有上线，没准是个大型制贩毒团伙……若真要是这样，就咱师徒俩去抓这个毒贩，是不是人手不够？我觉得应该让特警队开着装甲车过来……”

“打住！”师父赶忙打断我：“你美剧看多了？《绝命毒师》啊？就一个上了岁数的女环卫工，至于让特警队来吗？”

“程二说她是个扫大街的环卫工，您还真信啊？”

“我信……”师父抽了口烟，“环卫工每天辛苦工作，工资最多2000，这就是动机……”

“那为啥不去卖海洛因？这不更值钱。”

师父被我问烦了：“这环卫工如果有胆儿去贩毒，至于扫大街吗？这女人如果知道这是贩毒，借她仨胆儿也不敢！你专心开车，哪来这么多淡话。”
我这才闭了嘴。

2.扫地的孙阿姨

在位于北京路的环卫点，我们顺利找到了负责领导。师父直接表明了身份，拿出人物素描并提出协助寻找这名环卫女工的要求。负责领导很配合我们，这名环卫女工姓孙，大家都叫她孙阿姨，此时正在上班，应该很容易找到。

我半信半疑，和师父在环卫领导的带领下，走到南河边小路上寻找这名嫌疑人。

初春的小城早上阳光柔和，空气清新，水流清澈，哗哗地淌着。没多久，便见一名身材瘦小的环卫女工，穿着身沾满污渍的工服，端着与身体比例不相称的硕大扫把，一瘸一拐地打扫着路面。

“警官，你们找的就是她吧？孙阿姨！有事找你！”负责领导喊了一声。

孙阿姨抬起头，一瘸一拐地走来，摘下纱布口罩，睁着浑浊的眼睛，另一只眼睛蒙上了一层白翳：“领导，找我甚事了？”

负责领导指着我俩：“这是城南分局的民警同志，找你有点事。”

师父没直接说大麻的事，“你这腿怎么了？”

“昨天下午扫树叶的时候没看准，踩空了崴了下……”孙阿姨明显慌了，“二位领导找我，究竟有甚事了？”

看着这名岁数比我妈都大的女“毒贩”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拿出手铐铐住了她

“你好，我们是禁毒大队的，有些事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下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”师父说完转过头白了我一眼，“犹豫什么？！”

孙阿姨似乎吓坏了，身体微微发抖，哆哆嗦嗦地问道：“二位政府……我没做甚违法的事……你们抓我做甚？”

负责领导似乎也有点着急，拦在我和师父身前：“二位警官，虽然不知道你们找孙阿姨是什么事，但你们也许搞错了吧？孙阿姨的人品在整个环卫站人尽皆知，前不久还捡到一部手机归还给了失主，为此孙阿姨还获得了一面锦旗……”

见我和师父执意要带孙阿姨走，负责领导又问道：“能问一下，你们找孙阿姨到底是什么事吗？”

我瞪了小领导一眼：“不该问的别问！”

“懂懂懂……”负责领导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，“孙阿姨还穿着环卫服，太脏了，能让她回环卫站换身衣服再跟你们去吗？”

我用眼神向师父寻求意见。按程序，女性涉案嫌疑人如果要换衣服或者是上厕所，需要有女民警进行看管监护，一方面为了防止嫌疑人脱逃或是自残，另一方面是防止嫌疑人暗中通知同伙或毁灭证据。我曾经就吃过这种亏，已经把吸毒的抓住了，是个挺年轻的姑娘，说要去上个厕所，我当时没怎么在意，就没管。结果她吞了个用胶带绑着的刀片，带回去问也没问出什么，拘留所和戒毒所都不收，最后不得不放了。

师父思索片刻，说道：“好。”师父给收了孙阿姨的手机，示意让我跟上去，等她去环卫站换衣服。期间负责领导依旧喋喋不休，还特意把那面锦旗找出来给我们看，同在环卫站的其他环卫工们也围到我身边，你一言我一语，都说我们抓捕孙阿姨“一定是有天大的误会”。

我和师父一直保持沉默。

等孙阿姨换上干净衣服上了警车，负责领导跑到车边，顺着半开的玻璃向车厢里递了两盒中华烟，说希望我们能对孙阿姨照顾些。师父没拒绝，“孙阿姨会被带到城南分局禁毒一中队，你可以通知家属，后续事情到单位来了解。”

非常明显，坐在讯问室约束椅上的孙阿姨实在过于恐惧了，她的确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事进来的。师父也开门见山，将起获的大麻拿出来，讯问她是否向程二出售了毒品。

孙阿姨试探性地问道：“警察，我卖这个东西，会判刑吗？”

“会的。”我不想说假话。

“那我会判几天？”

这个问题让我无法回答，原来孙姨并不理解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的区别，在她的思维里，只要是进了公安局，只要“判刑”，出去后就不光彩。

“你的刑期是按年算的，并不是行政拘留。”师父理解了她的意思，如此回答道。

孙阿姨先是一愣，眼里全是不可思议，又试探性地问道：“这又不是杀人放火，咋还能判好几年呢？”

无奈，我只能向孙阿姨解释了大麻的性质，以及她已经涉嫌贩卖毒品罪，希望她好好配合，争取立功。孙阿姨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便如实供述了向程二贩卖毒品的全部经过。

两三个月前，孙阿姨通过一位在酒店当厨师的郝姓老乡得知，倒卖大麻可以挣点钱，从老乡处拿了了几块大麻，便跑到长途客运站直接向司机兜售起来，没成想还真的卖出去了。

孙阿姨交代进货渠道也只有上线老乡一个人，她只是帮着卖，每卖一次拿1000块钱。截止被我们抓获之前，除了向程二刚出售的3块之外，还有过3次贩毒行为，总收益加起来有4000块钱。

“其实，我也知道卖大麻不好……我也听说过我们村有人卖这个东西被抓，但也没想那么多，毕竟我们村几乎都吸这个……”孙阿姨的表情有种遭受沉重打击后的木然。“我女儿要和城里的对象结婚了，他对象家嫌我们穷，我想给女儿备1万块钱的嫁妆，免得过去了受委屈……”

随后我和师父又向孙阿姨落实了她的进货渠道、以及上线的联系方式。整个讯问过程很是顺利，结束后，我便向分局法制大队呈请对孙阿姨进行刑事拘留。

在等待分局审批的时候，我让警校的女实习生在办案区看守孙阿姨，并嘱咐实习生给孙阿姨买了些面包牛奶，但孙阿姨完全没有吃饭的心思，不停地向我询问会受到什么处理。

但我怎么解释，也无法让孙阿姨理解，为什么贩卖这种“烂大街”的东西会被判刑，她甚至已经计划好了，要在女儿小宋结婚的时候，买些大麻摆在酒桌上，用于招待宾客——和村里其他有排面的婚宴一样。

我正试图解释，师父将我叫到了办案区外边，“费什么话，说那么多她能听懂？干练劲哪去了？”“是，师父，我看她可怜……”“你当你是谁？你能救她？”师父看着我，“心善归心善，但别心软，贩毒的就是贩毒的。”“可她也要活啊，女儿还要结婚，筹些婚礼钱而已。”“你放什么狗屁啊你？她是贩毒，是贩毒。哦，大街上谁有个经济困难就去贩毒，那这社会成什么了？”我看了看师父，点点头，但心里有股说不出来的抑闷。

我走回去看了看孙阿姨，她和蔼地看着我，“警官小伙，我现在能出去了吗？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索性走开了。她一直在呼唤着我，“小伙子、小伙子…”

3.小宋的婚礼

孙阿姨的刑事拘留手续很快就审批下来了。我正打算带孙阿姨去医院体检执行拘留，那名环卫负责领导就带着孙阿姨的女儿小宋来到了刑警队。

小宋和我同岁，在一个酒店当服务员，一看见我就凑了上来抓住我的胳膊，“警官，警官，我妈妈怎么了，她怎么了？”

“站远点”我推开了她，“你母亲贩毒，卖大麻…”

“不可能的，我妈她不敢做犯法的事情的，我们村里人都抽大麻的，这个怎么会是毒品呢？”小宋想靠上来，但我笔直站着没动，她只能在原地使劲跺脚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，“警官，您肯定搞错了，就算是大麻，我妈也不敢卖的，她只是个清洁工，她干了一辈子清洁工了……”

小宋就那么一直辩解着，一边哭一边急得跺脚，她想靠近我却又不敢，只能在原地委屈地一边哭泣一边着急。

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周围的同事都看着我们，我口袋里有卫生纸，我想递给她，但我不能，那会给她哀求我的希望，子虚乌有的希望，那样更残忍。就在我站在原地不知所措时，师父出现在了过道口冲我大喊了一声，“唱戏呢你！把人带到办公室来。”

我把人带到了办公室，给小宋到了杯水。小宋哭的更使劲了，师父一拍桌子，“这是警务办公室，你再哭你就出去。”小宋慢慢止住了哭声，泪水却还是像决堤的河一样流着，她泪眼汪汪地看着师父，期待师父能说出什么好消息。“你母亲涉嫌贩卖毒品大麻，数量较大，性质…”师父抽了口烟，顿了顿，避开了小宋的目光，“性质严重，我们公安机关会依法提起刑事诉讼起诉她，这两天我们在收集完证据以后会把她转送到拘留所关押，等待法院公开审判。具体怎么判我不知道，得看法院怎么判，但性质严重，你要有心理准备…”说到这，小宋忍不住地又哭了起来，她坐在木板凳上，双手环抱自己，看着地砖，就那么抽泣着。师父看了看我，“剩下的你和她说吧，别胡说，然后把手续走一下就让走吧。”“好，师父”说完师父就推门出去了。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，也不能安慰她，接受现实是她唯一的选择。我就在那里等着她抽泣着、抽泣着……

之后我们利用孙阿姨提供的线索抓住了一条种植、储存、运输、贩卖的大麻非法利益链，我和师父还有同队的其他人都受到了集体三等功嘉奖，师父还受到了个人嘉奖。

我们把23个人送上了法庭，刑期最长的判了12年，最短的判了1年半，程二被判了2年，孙阿姨被判了5年零4个月。

那年秋天，我带了些钱打算凑给小宋结婚，算借的也好，算送的也罢。我到了她工作的酒店，却找不见她。原来自从她妈妈的事情被酒店知道后，酒店经理便找了个理由把她给辞退了。听她的同事们说，她即将结婚的男朋友也因为她母亲的事和她分了手，她没办法留继续在这个城市，回老家去了。出了酒店的门，春天还嫩绿茂密的大树变得稀疏，金黄的叶片在枝头翻舞着，随风飞进空中，落在了路的两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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